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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秦都市报——边区税收为抗战胜利注入“红色血液”
日期:2019-09-05 00:00    来源:三秦都市报    责任编辑:刘少华
 

清晨,一轮红日冉冉升起。杜嫣像往常一样准时去单位上班,每天行驶在这红色印记遍布的延安城内,看着古朴的窑洞、庄严的礼堂、巍峨的宝塔山和与周围的高楼大厦完美融合,她都感到格外自豪。

杜嫣一家三代都是税务工作者,为国聚财、助力这座城市发展就是他们一家三代人的使命,年满百岁的爷爷至今还为延安税收事业的发展殚精竭虑。

走进延安市税务局大厅,杜嫣再次凝视在展柜中那一张张充满历史烙印的税票之上,成长在税务家庭的她清楚,这一张张税票背后凝聚着几代税务人的心血……

以民为本创建红色税收

黄土高原以厚重的底蕴形成了独特的黄土文化,这片土地不仅孕育了中国革命,而且孕育了边区税收。翻开边区税收的历史,犹如推开一扇斑驳厚重的大门。

19377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8月,国共第二次合作实现。9月,中国共产党将中华苏维埃中央临时政府驻西北办事处正式更名为“陕甘宁边区政府”。

1937年至1941年皖南事变之前,是边区税收的创立时期。边区税收机构始于1936年秋,在定边等地设立税务局征收盐税和部分货物税。抗战初期,边区财政的主要来源是抗战经费(外援)和进步人士及爱国华侨的捐赠,税收并不被重视。随着武汉会战的结束,国民政府逐渐开始消极抗日积极反共,对边区实行政治、军事、经济方面的严密封锁,外援断绝捐赠停止,财政几乎瘫痪,税收才正式走上了经济舞台。1940年边区财政厅设立税务总局,各分区设立税务分局,各县设置征收局,有集市的地方设置税务卡。19401月,边区政府发出《关于各级税局的编制及经费数目》的通令后,税务机构如雨后春笋般建立了起来。

皖南事变后,税务总局从财政厅迁出独立办公,各县征收局也从县政府二科分离出来,税务分卡改为税务所。截止19418月,边区共设置税务局35个,税务所102个,税务人员增至400余人。

刚起步的税收队伍里,大多是不识字的农民,文盲占到70%,如安塞县税务局7人中,无一人识字。为了加强税收管理和稽征力量,边区政府从陕北公学和泽东青年干校、女子大学、鲁迅艺术分院等院校抽调了100余名青年学生充实到税务战线工作。

冈瑟斯坦在《红色中国的挑战》中这样描写边区见闻:“他们建立一个对人民不构成沉重负担的、同时又勇于承担重大责任的行政机构,即一个从人民中产生,通过民主方式选举出来并向人民负责的政府。”陕甘宁边区的税收法律就是在这样一个氛围中讨论、评议、最后提交参议会大会审议后通过的。

19401月至19458月抗日战争时期,边区税务总局完善了税收法规制度,系统地建立了税务稽征章则、办法、制度。边区税务总局制定和颁布的主要税收法规有:《陕甘宁边区地方税执行条例草案》《陕甘宁边区财政厅税收条例》《陕甘宁边区政府税收条例》《陕甘宁边区商业税暂行条例》等。据不完全统计,边区颁布税法规约有50余部。营业税、货物税、盐税、农业税构成了边区税收的主体税种。

这一时期税收工作处于快速发展阶段,不仅完善了税收制度,而且建立了独立的税务系统,尤其是创建了符合边区经济特点和财政需要的税收理论体系。

尽职尽责用躯体捍卫税收

陕甘宁边区的税收历程是硝烟弥漫的历程,面对敌人的枪口和炮火,边区的税务干部表现出了前所未有的果敢与无畏。

19411221日的《解放日报》,报道了陕甘宁边区绥德分区税务分局所属蜥蜊峪分局丁家畔税务所的同志,冒着炮火抢救税款及税票的英勇事迹。

那一年冬天,丁家畔税务所的田英芳、丁绍光、秦世天从税卡返回税务所的途中,突然发现有敌机在天空中低旋着,将目标已经锁住了河西那些积雪之中的村庄。

田英芳、丁绍光、秦世天在轰炸中跑到了税务所门口。三人来不及开门,掀倒木栅栏跑进院里,丁绍光和秦世天一起朝丁绍光的房间跑去。因为,在丁绍光房间,他们挖了一个四方小洞,里面藏着他们辛苦缉私征收回来的税款,还有所里的税票。

税款、税票是税务人的宝贝,他们要把这些东西带出去。

就在这一刻,一颗炮弹在天上划了一道弧线,骤然落下,在税务所里爆炸了。

房屋被击中,西面的两间木房子迅速腾空,房梁在空中打了几个圈子之后,重重地落在地上。随着这两间房子的坍塌,丁绍光和秦世天被埋在了废墟之下。

所幸丁绍光和秦世天没死,有两根木柱救了他们的性命。这两根木柱斜靠在半塌在墙壁上,恰好形成了一个三角形,罩住了正在墙根上扒墙洞的他们。田英芳迅速帮他们拨开墙洞,里面的税款税票全部安然无恙!

他们欣喜地将税款税票装进了布兜准备离开。

秦世天已经从废墟里面站起来了,他和田英芳一起去拉丁绍光,可是丁绍光怎么也站不起来。两人更使劲地一拉,拉出来的丁绍光少了半条腿!

丁绍光的腿被炸断了,税款税票已被染成红色。

这个时候,四周炮声更猛烈了,如果反应稍有迟钝,他们三人都将会被炸成肉酱。

田英芳顾不得多想,背起丁绍光就朝税务所外面跑去,秦世天抱着丁绍光的断腿追在后面。到了山坡背面,相对安全一些。秦世天将他仅有的棉衣脱下来,扯成了布条将丁绍光的腿上下紧紧绑住。

遗憾的是,丁绍光的腿最终没保住。所幸的是因为有了秦世天用棉衣对丁绍光大腿的捆绑,使得丁绍光避免了大出血造成的生命危机。三位英雄以一条腿的代价保住了税款和税票。

当时的税务人员除了收税外,时刻还面临着牺牲的考验。因边区长期被国民政府的军队封锁,顽固势力侵扰边区破坏生产,尤其关中、陇东等地,与顽固势力距离较近,税务人员经常遭到捕杀。就连自己队伍中的一些人,在土地革命中形成的旧观念一时难以改变,仍然认为“税收人员都是反革命”,张家畔区政府甚至鼓励商人集体罢市抵抗税收,富县驻军发生殴打税务人员的现象。不利于开展税收工作的因素还有很多,边区税务人员就是在这种环境中坚持开展税收工作。

工作与生命紧密联系在一起,这是当时边区税收工作的一个特点。他们寒来暑往,不分昼夜,用坚强的躯体捍卫着陕甘宁边区的经济秩序,很多人为忠诚税收事业奉献出了宝贵的青春、热血,甚至生命。

艰苦奋斗铸造税收之魂

那时边区税务干部的生活水平很低,生活方面也有不少困难,每人每月发津贴五毛钱边币,小米一斤,菜金一毛,一年一套单衣服,两年一套棉衣,是延安被服厂统一制作,没有颜色用草木灰染的,当时穿上不好看,洗上两水才好看,是灰白色的。一年两双鞋,衬衣、袜子自己解决。

这一时期边区税务系统的生活原则是自给自足。有些税务所人力有限,没有劳力开荒生产,连生活基本需求的蔬菜、鞋袜都无法解决,个别人只有从自己家里想办法,解决一时之需。家里生活不宽裕的人员,只有上午收税下午砍柴,用柴换取些许生活必需品聊以度日,实在没有办法可想的人员,就抽出一切时间开荒种地,以求自保。

拓荣周1944年在绥德税务局当管理员,那年冬季灶上做饭和烤火没有炭,他就和同事王成邦到徐家沟去拉炭,来回一百四十多里路,拉了一千多斤炭,走了三天,拉到苗家坪住了一夜,第二天早上路过满河有一段在凿冰引水,车子拉进去后,拉不动了,实在没办法只得一块一块的把炭背到下河无引水处,由于天气过于寒冷,两人的手脚都冻僵了,他们就找了些柴火去烤,结果把脚烧伤了,从那以后他脚指头整个脱了一个壳。

由此可见,陕甘宁边区税务人员的工作环境相当恶劣,有时连最基本的生活必需品都无法保障。但他们藐视困难,发扬艰苦奋斗的作风,为抗日战争时期边区的税收工作作出了历史性的贡献。

从小就喜欢听爷爷讲税史的杜嫣明白,那是一段艰苦卓绝的历程,也是追求人间大道的历程。在那个历程中所走的每一步都为党领导的税收事业积淀宝贵的精神财富、物质财富和人文财富。在这块黄土地上,税务先辈们胸怀理想、英勇无畏、积极乐观、舍生取义、坚定不移,用汗水、鲜血甚至生命铸就了“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税收之魂。

红色传承以税收反哺群众

杜嫣的目光移至展馆的墙壁上,那里记载着税收支持边区基础设施建设的情况。

在农业方面,政府资助农民解决耕牛、农具、种子等,并发放农业贷款,以流通农村资金。

在交通事业方面,截止194111月,边区新修公路967公里,全边区公路里程已达1851公里。

工业方面,截止194111月,创办了放线厂、硝皮厂、石油厂、印刷厂、修械厂、造纸厂、制药厂、农具厂、制皂厂、石粉厂、煤矿等119处。

教育方面,截止1940年,边区有完全小学16所,模范小学78所;中等教育有边区师范、关中师范、三边师范、陇东中学、绥德师范、米脂中学、富县师范等7所;社会教育设立民众教育馆16个,地方剧团10个,流动图书馆2个;高等教育设有抗日军政大学、陕北公学、女子大学、军政研究院、自然科学研究院、行政学院、医科大学、泽东青年干部学校、鲁迅艺术学院、民族学院、日本工农学校等。1941年,泽东青年干部学校、女子大学、陕北公学合并为延安大学。

政府所做的这一切边区群众们都看到了,1942年冬,在百姓都忙着缴公粮的时候,佳县农民李有源挑着一副桶进城。快到县城的时候,他被东方那一轮喷薄而出的红日惊呆了,一种对共产党无限的深情使这个地地道道的农民发自肺腑地脱口唱道:

我说东方你就一个红,

我说太阳你就一个升,

咱们中国出了一个毛泽东,

他为人民谋生存,

他是人民大救星……

这首《东方红》就这样在与税收紧密相关的环境下诞生了,它很快从佳县传向四面八方,唱红了整个陕北高原,唱红了整个中国。

在这块血与火淬炼过的神圣土地上,边区税务人用他们的赤胆忠心筑牢了共和国税收的千秋基业。

历史在改革中发展,时代在改革中进步。延安精神在新时代焕发的生命力推动了延安的和谐发展,杜嫣和她的家人则亲眼见证着这一翻天覆地的变化,杜嫣的爷爷杜培桢这位百岁老人70年前从河北来支援延安建设,那时黄土漫天的延安马路上几乎看不到一辆自行车,整个延安城内就一个百货商店。

而今的延安植被覆盖率不断增加,楼房越盖越高,高速路不断延伸,老城新区相互辉映,青山绿水的新农村,教育、医疗、公共基础设施日益完善,工业、新能源、农业产业兴旺发达……

2018年,延安全市生产总值达到1558.9亿元,固定资产投资达到1373亿元,实现地方财政收入148.3亿元,城乡居民收入均超过全省平均水平,分别达到35821元和12585元,延安人民过上了幸福美好的生活,2018年已在陕西省率先实现整体脱贫。

2019年国家实施更大规模的减税降费,杜嫣和她的同事们也用自己的辛苦指数换取纳税人、缴费人的幸福指数,挑灯夜战梳理政策,面带微笑服务上门,截至目前,分级分类举办政策辅导135期,培训纳税人近9880户次,为574个纳税人答疑解惑。强化对纳税人意见、诉求的收集反馈,把政策红利精准送入纳税人、缴费人“腰包”,使得延安经济社会活力更强。

张思德纪念广场上系着红领巾的孩子露出天真的笑脸,延安精神滋润着一代又一代人的心田。在新时代的天空下,延安税务人仍继承发扬延安精神,一如既往地以纳税人利益为出发点和落脚点,把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税制改革的重大决策部署化作优化服务的“加速器”,不断释放改革红利,让群众得到实惠,让红色烙印更加鲜亮、闪耀。(记者苗嘉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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